92岁的钟叔河很少离开他的书房。
他很少出门，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留在湖南，因为晕车晕船，他只去过北京4次，第一次去钱钟书家，因为晕车，他连地址都没留下就匆匆离开了。
自从把客厅改造成书房以后，他连下楼的次数都减少了。访客来家看他，话题也八九成不离书。作为出版界的资深编辑，钟叔河不会用电脑，不会外语，也不习惯用手机。就连做书，也是从49岁才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初，钟叔河接连出版了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清朝人在外国的回忆录、游记，把合集取名为《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丛书很快被许多读书人奉为现代化的启蒙读物，给当时的中国打开一扇窗。他还冒着风险出版了《曾国藩全集》和包括“散文全集”在内的周作人全部作品。
事实证明了钟叔河作为出版人的眼光：周作人、曾国藩的书籍在后续二三十年多次再印，受到多家出版社和读者的欢迎。一位出版界的后辈说，钟叔河只用了9年，就超越了许多出版人工作一生的成就。
书疯子
两年前中风后，他就被困在一米宽的家庭病床上。他让保姆把上半截床摇成60度角，再在床上架一张小书桌，外套只穿左半身，因为他要用能活动的右手干活。
他总是工作到晚上11点。尽管妻子朱纯在去世之前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不要睡得太晚”。他要忙的事情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出书。
他在病床上接连出了十卷本的《钟叔河集》和好几本随笔、杂文集。
钟叔河的家从来不缺访客。只一个白天，访客丢弃的塑料鞋套能扔满半个垃圾桶。与钟叔河交往的人，不仅有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文革”坐牢时认识的管教，工厂里一起做木工的徒弟和木匠。他鼓励保姆多看书，如果发现保姆刷短视频会不高兴，“多读书还可以教给你的子孙”。
他的书又多又杂。从小，他被父亲允许在家里的书房里肆意读书。在书海里，他跟着朱自清游欧洲、去伦敦，跟容闳去西学东渐，和周作人一起观察卖汽水的人，捧着曾国藩写给家人不乏文字趣味的《曾文正公家书》，看那个时代最聪明的那批文人给贫弱的中国开的各种各样的“药方”……那间书房开阔了少年想象力的空间。
唯一一次看书被劝阻，是10岁那年，一位不成材的堂叔恶意地给了他一本《金瓶梅》，被父亲发现，父亲狠狠地骂了那位堂叔，将书丢还给了他。
18岁那年，他跟着他喜欢的一个女同学报考了湖南省新闻干部训练班，并在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月，正式成为《新湖南报》记者。4年后，他与同事朱纯恋爱、结婚生子。
好日子没过上几年。1957年，26岁的钟叔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他突然变成要打零工的无业游民，收入变少，但他看上去还是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喜欢为来客留饭。
当时，一位好友来探望钟叔河，知道无法改变钟叔河对运动的看法，摇摇头，叹了口气，“对于你我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只担心你的孩子，你将给她们什么样的影响”。
“我将以我自己为榜样来教育她们。”钟叔河立即回答。
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女婿在钟叔河的病榻前对记者说，他那时明明受过那么多苦，但现在每次和人提起，总是津津乐道，觉得社会上很多人比他更苦。一位采访过钟叔河的编辑说，钟叔河在大自然里长大，从小和宗族的七大姑八大姨打交道，他身上有烟火气，懂人情世故。
为了养活4个女儿，他在长沙的街道上拖板车，当过仓库的搬运工、木模工、化学工、电镀工。他还做过制图员，画过农学院、医学院那些关于植物、人体器官的教学挂图。他手巧，做得一手好木工活。
逛旧书店是他那会儿唯一的爱好，他挤出钱买书看，冬天他拿头上的毡帽换周作人的旧书，还拿着父亲的高知特种借书证到省图书馆借书，甚至在拖板车拖到身体快散架的时候，还去借刻本的《金瓶梅》，要“给10岁时的初读补课“。
他涉略各种各样的书，天文学、树木学、人类学等，还把《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都通读了一遍。
此外，他还从旧书店的故纸堆里淘了不少清人出国笔记，他把这些旧资料挑出来，再分门别类地保管。他甚至把自己收到的友人来信都妥善保管，“书信不收集就是一堆废纸”。
他记得一张明信片，是挚友朱正被划为右派期间从劳改场寄来的。其中有一句话，钟叔河到现在还能背出来：“长沙故人问我，为道贱躯顽健，书癖却依然。”
朱正去劳教前，钟叔河陪他去派出所迁户口。两个27岁的小伙子排在长队里，前面的朱正轻轻念了一句“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钟叔河反应过来，那是《赠白马王彪》，是陈留王曹植与白马王曹彪被长兄曹丕强迫分离时，宽慰对方写的诗，他小声接着背诵了下一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他们泪流满面，一前一后谁也不看对方。
即使“文革”期间，钟叔河被判刑10年，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也在读书思考。他说：“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决心好好活着，人是不会死的。”“思想更是牢门关不住的。”
他把那段时间比作狂风大浪，他自己是坐船的人，“我们坐在船舱里是无能为力的。坐不坐船，坐什么船，这船多快的速度，走什么航线，坐船的人事先并不能够选择，如果自己能够做一点主就好了。”
年岁渐长，他对小时候读过的书和人有了新的认识。
他很喜欢法国诗人缪塞的一句话，“我的杯子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子喝水”。他坚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在牢里，他和好友朱正依然在作诗、依然在探讨历史问题，聊法国大革命，讨论中国要往何处去？中国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步？
他找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走向世界。
微光
走向世界的呼唤，不仅是钟叔河发出的，某种程度上，是当时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呼声。
平反后，他一度想远离文字工作，不再回报社，凭着之前积攒的知识，找从前认识的省机械工业局长，表示想到机械厂当工程师。但那位机械局长却安排他去秘书科，让他当“笔杆子”，他拒绝了。恰好朱正向省出版局推荐了他，他最后还是回归到以文墨为生上。
刚进出版社，他决定要出版清朝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从300多种近代清人亲历西方的笔记中，挑选出100种选印，每一种印成一本小册子，每月出一种，再配一篇自己写的叙论，概括和介绍作者和书的背景，合集取名为《走向世界丛书》。
他解释：“我要编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促使中国快一点走向世界。”他要兼顾编辑和写作，工作任务重，甚至连家人看电视热播剧，他都在旁边编书，“当然得抓紧，四十九、五十岁的人了，不抓紧不行啊！”
他的“亦师亦友”萧乾回忆，他主持岳麓书社时，十大卷800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就一本本地问世了。这是一位学者只手（他只在很短时期有过一位助手）编出来的……也是一位受过委屈的知识分子在复苏之后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钱钟书原不认识钟叔河，读到《走向世界丛书》后，和《读书》编者董秀玉说，如果这套丛书的编辑来北京，一定带他来家里见面。
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建议钟叔河把每一种书的叙论单独合集出版，他主动提出愿意为之作序，“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钱钟书早年也读过部分清朝人出国回忆录，他认真挑出书里的错误，写信告知钟叔河。
钟叔河回忆，在那时，他只不过是刚刚入行的出版人，而钱钟书是著名的作家，却愿意为后辈写序、挑错，“他不是出于喜欢我个人，而是肯定这套丛书的价值。”
还有许多股力量，在推着《走向世界丛书》和钟叔河往前走。翻译家杨宪益鼓励钟叔河把书籍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甚至拟好英文译名：From East To West。另一位翻译家杨岂深自愿帮忙校对英文译文。还有许多不相识的出版人，热情地写书评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钟叔河回忆，这本书出版于“改革开放已经被确定为国策但还在不断受到干扰和怀疑”的时候，他作为编辑，“亦不过是半推半就地想为改革开放打打边鼓而已”。这部丛书的读者，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提起它时，最多的用词是“启蒙”。
在钟叔河身上，生意人的精明与文人的清高同时存在。当他担任岳麓书社总编辑时，有个上级想出版个人诗集，钟叔河拒绝，说岳麓书社只出古人的书、死人的书；湖南省要拨给岳麓书社每年10万元补贴，他也不要，生怕被要求要出这个上级的书，赔的还不止10万。
他认为，图书出版要多一点文化气，多一点历史感，出书不能只看时效，“不能百分之百跟着什么什么走”，编辑要有文化历史的眼光，看准了哪些书通过了历史的筛选并将继续保持历史上的地位。
钟叔河说，自己从小就顽皮、不听话，只不过甘愿为出版书籍冒一点风险。他在199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能发出的光和热甚至不及爝火，但我编的书，我写的文章，我所进行的一点研究，总可以发出一点微弱的光，投射在人们摸索前进的道路上。”
他说：“我出的所有的书，都指向一个方向，中国不能不改变。”
萧乾感慨，钟叔河是一个果敢的编辑，不怕自找麻烦，“胆小鬼永远难成气候”。
继续走向世界
钟叔河终于在古稀之年去了西半球。
他去了美国探亲。第一次去旧金山天使岛，他居然像导游一样，将天使岛强制去美华人居留的历史介绍给同行的女儿女婿——那是他早就在书中读过的内容。他跟着女儿女婿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一年，因不会外语，大多时候泡在当地的图书馆，读了相当多馆里的中文书。
美国之行过去20多年了，提起美国，他第一件说的事是，美国各地图书馆服务很好，一次能借许多书，还书只要投入邮箱即可。读者想要哪本书，还可以请外地的图书馆邮寄到家。
可他的中国胃适应不了美国饭菜。他惦记着长沙的春笋、菌子、“黄鸭叫”，还有过去老长沙茶馆卖的油饼……跟大多长沙人一样，他无辣不欢。
但他现在吃不了一点辣了，也品不了最新鲜的春笋，只能依靠料理机搅拌的流食，维持日常的营养。
年轻人给他买来长沙最火爆的奶茶，他嘬了一口，给出资深吃货的点评，“还可以，但不能天天喝。”
如今，他的4个外孙女也都走向世界，去海外留学，有的已经归国，生活得很好。
早些年，他曾计划亲自教外孙女学古文，从《论语》《孟子》《左传》等传统作品里摘选文言文，再用白话翻译、评注——他深知古文之美，想把老祖宗的宝贝传给下一代。
可惜，4个外孙女都接连去外国留学，没有人学文科。他只好把这些资料发表在报刊上，慢慢地攒成《念楼学短》。如今，这本书已经再印再版多次，是许多家长会给孩子购买的学习文言文的读物。
不过，老友朱正看不上这些市场成功的小书，认为钟叔河能力强，聪明，不该把时间花在写《念楼学短》这种短文上，而应该花力气钻研更深入的研究课题。但钟叔河说，“朱正高看我了”，他说他的学历只不过高中二年级，没有太多学问。
他也希望《走向世界丛书》走到西方去。可惜，直到现在，已经译成英文的《走向世界丛书》仍没有出版。
1987年，钟叔河离开了岳麓书社，原先出版100种记载的计划也被迫暂停，只出了35种。剩余的图书资料，被锁在三四个箱子里，跟着钟叔河辗转搬了几次家。钟叔河把心头的郁结倾注在给友人的信上，寄给那些支持他出版的师友。
有朋友回信宽慰他：“以前，早死几年没关系，反正也做不了什么事。如今，多少事等我辈去做，可以珍贵自己的躯体了。您说是不？”
出版人戴文葆和他见面不多，在书信里吐露和钟叔河相似的经历，“家母目不识丁，又笨拙，但从不羡慕，更不嫉妒他人的富贵，她老人家安贫守拙一生。77年听说我落实政策，又要上北京去，不禁大哭！”
同辈人的经历、自己在出版业的起落，让钟叔河明白，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力而强大，是独一无二的，这注定了中国走向世界艰难又漫长。
如果可以自由择业，他宁愿当一名木工。他的4个女儿从小看着父母因读书而受苦，很怕学文科。钟叔河平反后，能操刀使锯的时候太少了——在楼房里生活，连钉一颗钉子都怕妨碍邻居，他只好继续写文字。
晚年的钟叔河最不喜欢去散步，宁愿去尘土飞扬的工地看工人修路，也比去公园看老年人锻炼身体强，彼此就像照镜子，相互提醒日子不多了。
那些跟着钟叔河搬家的数十种清人出国笔记，最后在2011年，由岳麓书社的中青年编辑接过了接力棒，完成钟叔河30多年前未竟的工作。2016年年底，100本全部出版。
我的衣服穿不烂了
如今，钟叔河想要闯出房间都没力气了。
2021年，钟叔河中风后，岳麓书社的编辑李缅燕去医院探望。钟叔河一个劲地宽慰李缅燕，“我不会死的，我现在要死我也没有力气。我要从窗户跳下去，我也要爬到窗户边，但我现在爬不过去；我要拿输液管吊颈自杀，我没有左手帮忙，我根本勒不死自己……”
她记得，钟叔河聊着聊着就突然落泪，“我有很多话想和朱正说，如果我不能从医院出去，你就把我的话转告朱正。”
他说，如果生命只有一天了，他最希望和朱正说话。
他出院后，朱正拄着拐杖来家里探他。一见面就把那些困顿的往事当做笑料，一个笑得合不拢嘴，另一个乐得露出烂掉的门牙。
他俩一个研究鲁迅，一个研究周作人，却成了一生的挚友。钟叔河说，朱正做学问深，人品好，比自己强，如果自己嫁女儿，要嫁朱正，不嫁钟叔河。
杨绛曾给钟叔河写信，“我十分羡慕你有朱正一般只大你三天的好友”，或许两人还可以携手共赴100岁。
杨绛比钟叔河年长，送走丈夫和独女后，一个人生活。他们只见过一面，但通信长达十几年。当钟叔河去信告诉杨绛，他的夫人朱纯患癌症时，杨绛主动说，愿意寄30万元，用于朱纯的治疗。
书信记录了一个逐渐衰老的杨绛，“老是生命日渐萎弱，以致熄灭，是慢吞吞地死。慢吞吞，一面死，一面还能品味死的感受。我鼻子失灵已多年，去年起，耳始聋，耳机只能扩大音响，失去韵调，从此与音乐无缘了。唯一的享受是看看书，但目力也在衰退”。
她在信件里持续7年记录下窗前的喜鹊筑窝、小鹊冻死、与乌鸦大战、过几年又飞回同一个窝巢的故事。
如今，钟叔河也开始逐渐体会到杨绛的感受：他的夫人去世了，那些曾经支持他出书的师友，也大多数去世了。他给那些故去的友人写讣告、诗词、回忆的文章，但写文章太动感情了，他慢慢写得也少了。
“老成凋谢，星辰寥落。这些老辈人不可能再有了，使我非常感伤。”那些和他一起经历过同样的时代，在寥寥几字的书信里能读懂共同志向的朋友都走了。他对许多人说，朱正是这世上唯一和他聊得最到位的人了。
保姆、邻居和朋友都说，钟叔河最近一年变得越来越爱流眼泪。说起去世的夫人朱纯，他流眼泪；说起少年时的爱情，他流眼泪；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他大哭不止。
“我已经接近终点了，保养再好，心情再好，也是一直走下坡路，绝不可能走上坡路了。”他说，“我的衣服已经穿不烂了。”
最后的心愿
沿着杨绛的路，钟叔河也慢慢品味着死的感受：下床要依赖保姆的搀扶；他原先手巧，爱做木工，但左手如今连握拳都困难；他出书要不断与人沟通，但中风后，他说话口齿不清，说着说着就流口水。
他声称对死亡毫无畏惧，本来计划和丘吉尔一样，“酒店关门我就走”。但按摩师和康复师每天来家一趟为他治疗，他也接受了——他说自己在浪费国家资源，但听说针灸能改善因中风导致的口齿不清，他也甘愿忍受进针那一瞬间的疼痛。
他想完成最后一桩心事：将他40多个老朋友寄来的信结集成书，“我想出版这些来信，因为它们有文化价值，有文学价值，会有许多人要看。”
可著名出版家钟叔河的这本新书，居然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信早已复印、释文、结集成书。但根据最新的著作权法律，这些老朋友去世后，有50年的版权保护期，要发表相关的文章，需要挨个得到其后人的许可。
要不是意识到死亡的逼近，钟叔河不会那么着急想要出这本书。20世纪90年代，他曾经多次拒绝过将钱钟书杨绛的信件出版的邀请，“我觉得他们是名人，我不想拿这些书信出来炫耀自己，好像我在借他们的光。”为此，他还得罪过人。
他有清高矜持的一面，“比我位置更高的人，我从不主动联系。”
他的朋友王平说，有时候，钟叔河不愿意自己的书在湖南出版，生怕别人觉得，他是湖南人，有地理优势。
但是2015年，他改变了想法。他把锁在手提箱里的七八百封信交给王平，请王平帮忙扫描。钟叔河解释，他出这本书信集，有报恩的想法，因为来信人都是过去支持他工作的师友。
负责为旧书信做释文的编辑汪剑回忆，做释文时，恰好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她在家辅导孩子上网课，整个人感觉焦虑又迷茫。
她读杨绛的信，看喜鹊搭窝的故事，“你完全想不到这是一个90岁的老人写的，特别可爱。”她说，“我也很想有杨绛这样的朋友”。
师友接连去世，让钟叔河得到出版许可的难度陡然变大。钟叔河曾经也想得到老朋友的出版许可。2015年，他让王平去北京拜访杨绛，请杨绛帮忙找到多年来钟叔河写给钱钟书、杨绛的书信，将原件复印扫描带回长沙。
但那会儿，杨绛的耳朵早就听不见了，旁人很难与她沟通，没法翻找几十年的信件。9个月后，杨绛就去世了。
李缅燕也看过这本书信集，她担心，要挨个找到40多位师友的后人获得版权许可，工作量很大，而且不是每位故友都有后人，没有许可容易引起版权纠纷。
钟叔河看到沈昌文出版的书信集收录了一篇他写给沈昌文的信，刊发前也没人找他要过版权许可。那本书信集规避风险的办法是，在卷首写了一个免责声明，请看到信件的故友或其后人联系出版社。他认为，这也是一个妥善的办法。
他依然是那个敢于冒险的钟叔河，不愿意看到有价值的作品被埋没。“我不需要出名了，但是书有价值，就必须要出。”钟叔河坚持，这本书信集有文化、文学、史料价值，值得出版。
他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了。前几年，岳麓书社要出版《钟叔河集》，李缅燕是责任编辑，统稿之后送给钟叔河看，钟叔河总是慢慢改，慢慢校对，“他那会儿身体好，对出书一点也不着急。”但中风后，他突然改变了想法。“他和我说，怕自己突然就走了，希望能赶紧出版。”
“我即将离开人世，最忧心的是我收到的那些师友的来信。”他说，让这些信有成书刊发的渠道，是他最后的心愿。
1984年出生的作家胡竹峰，与钟叔河认识10多年了，几乎每周都会通话。他明显能感觉到，这些书信对于钟叔河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人老了，大多数朋友都去世了。重新翻看书信能让钟老师去靠近他的同辈人，览物思人。”
“他只不过想借助书信，重新回到那个时代。”胡竹峰说。
最近，钟叔河身体恢复得不错，右边身体力气渐长，每天起床后，把外套披在左半身，就开始用能活动的右手干活。
只有在不需要工作和见客时，他会让保姆打开电视机，独自一人看完一集热门电视剧《狂飙》，再转台接着看新闻。
那是除了书籍以外，他能通往世界的另一个方式。
参考书目：
《人之患》钟叔河 海豚出版社
《念楼话书》钟叔河 朱航满 黄山书社
《与之言集》钟叔河 后浪出版公司
《今夜谁家月最明》钟叔河 王平 花城出版社
《念楼随笔》钟叔河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念楼学短》钟叔河 岳麓书社
《编辑钟叔河》彭小莲 汪剑 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
《众说钟叔河》张中行 朱正 梁由之 王平等 华夏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钟叔河书信初集》 夏春锦等 浙江古籍出版社
《俞润泉书信集》李南央 溪流出版社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