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坚持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强调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从而持续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在此指导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 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聚焦解决供需错配问题，提出精准匹配不同群体需求、培育多样化消费热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着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消费发展新格局。这表明，当前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深化改革，通过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水平，以创新驱动、品质引领的优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形成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这不仅是应对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根本路径。

　　一、以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新动能的理论逻辑

　　以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新动能，其深层理论逻辑根植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在中国新发展阶段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涵与实践导向。这一逻辑不仅超越了简单的供需静态平衡，更揭示了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相互创造、动态共生的演进规律。

　　供需关系的辩证统一与动态演进是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这精辟地揭示了供给与需求是同一经济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离开有效需求的供给是无效生产，离开优质供给的需求是无法实现的潜在需求。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买方市场形成后，供给的质量、结构与创新性，便成为能否释放甚至创造新需求的关键，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向供给侧转移。此时，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效率，成为激活消费、推动消费升级的主导力量。

　　“三重激发”效应是核心机制。优质供给并非被动适配需求，而是通过以下机制主动激发新动能。一是满足效应（解决“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安全、绿色和智能化水平，直接满足消费升级产生的显性高阶需求，将潜在的“想消费”转化为现实的“敢消费、愿消费”，释放被抑制的消费潜力。二是引领效应（从“已知”到“未知”）。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提供市场上尚未出现或消费者尚未意识到的全新产品与服务（如智能手机催生移动支付、短视频等），从而创造全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开拓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这体现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现代创新经济条件下的新内涵。三是迭代效应（形成“正反馈循环”）。优质供给在满足和引领需求的过程中会提高消费者的品位、预期和购买力（通过更优产品提升劳动生产率，间接增加收入），进而催生更加复杂、精细的新需求。新需求又反过来倒逼供给端进行新一轮的创新与升级，从而形成“优质供给→ 需求满足与升级→ 新需求产生→ 更高水平供给”的良性正反馈循环，驱动经济螺旋式上升。

　　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是系统视角。传统经济学中的“市场出清”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而以优质供给激发新动能的逻辑，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动态均衡与系统优化。一是要素配置优化。优质供给要求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数据）从低效过剩领域向高附加值、创新性领域流动和重新配置，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根本动力。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供给质量的提升，必然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服务化方向升级，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竞争力，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三是国内大循环畅通。供给与需求在国内市场上实现高水平匹配与良性互动，能够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和需求外溢，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顺畅循环，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以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新动能现实诉求

　　以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新动能，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应对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夯实经济增长内生基础的紧迫要求与战略选择。其核心诉求源于我国消费市场正在经历的深刻结构性变革与当前供给体系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张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消费需求结构性变化呼唤供给体系的根本性重塑。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超越单纯的数量扩张阶段，进入以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为特征的深度升级期。消费者的核心关切从“有没有”全面转向“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需求结构呈现出多维度跃升。一是从功能满足到价值认同。消费者不仅购买产品本身，更追求其背后的健康理念、文化内涵、审美表达与情感共鸣。国潮兴起、品牌故事受追捧，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二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定义。新生代消费者渴望参与创造，青睐定制、联名、共创产品，对标准化供给的耐受度降低。三是从单一商品到集成解决方案。需求日益表现为对“产品+服务+场景”的综合解决方案的追求，如智能家居生态系统、健康管理一站式服务等。这一系列深刻变化，意味着传统的、以规模化生产同质化商品为核心的供给模式已难以为继，供给体系必须向柔性化、精细化、价值化转型。

　　供需错配矛盾构成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尽管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需求外溢”与“供给过剩”并存的悖论依然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低端产能过剩与优质供给短缺并存。部分行业陷入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内卷循环，而消费者对高品质、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却得不到充分满足，导致购买力向海外市场或储蓄端沉淀。二是供给响应滞后于需求变化的速度。在科技快速迭代（如AI、新能源）和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的驱动下，新需求、新场景层出不穷，但许多企业的产品研发、市场洞察和生产调整机制迟缓，错失市场机遇。三是市场潜力与有效供给的空间错位。县域、乡村消费升级潜力巨大，但适合下沉市场的优质商品和便捷服务供给依然不足。这种结构性错配不仅抑制了即期消费潜力的释放，更从终端制约了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突破增长瓶颈与竞争困境需要供给侧改革引领。面对传统增长动能的边际减弱和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度调整，中国经济需要培育新的战略支点。一是创造新需求打开增长新空间。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增长飞跃往往由供给侧的颠覆性创新所驱动（如智能手机催生移动互联网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提供前所未有的优质产品与服务，能够从无到有地创造全新市场，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能。二是提升附加值突破产业升级瓶颈。通过设计、品牌、服务等软性要素的赋能，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避免长期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三是增强经济韧性，掌握发展主动权。一个能够快速响应、灵活创新、持续升级的供给体系，是国家经济韧性和安全的重要基础，它使国家经济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并抓住全球产业变革的机遇。

　　三、以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新动能的实践路径

　　以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新动能是一项需要多维度协同、系统性推进的战略任务，不仅涉及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包括制度完善、环境营造与观念革新。其实践路径可系统规划如下：

　　以科技创新与模式融合构建供给新生态。随着科技进步与消费需求的演进，融合业态、产品、环境与服务的立体化消费场景正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重要载体。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数智技术赋能、变革传统供给模式，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品控能力，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的消费新空间。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的融合赋能，聚焦餐饮购物、文旅体育、健康养老、社区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发新产品与增值服务，通过创新多元的消费场景让高质量供给融入新生态，持续激发消费动能。同时，支持企业运用大模型、云计算等技术分析消费趋势，前瞻捕捉新热点，以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产品与服务精准响应市场需求，减少资源浪费与低效竞争，推动消费业态转型升级。

　　以需求洞察与精准适配提升供给针对性。当前消费市场持续向高端化、新型化、绿色化转型，不同群体、地域、年龄段的消费需求差异显著。增强供需适配性是激发新动能、活跃市场的关键。要聚焦品牌提升与文化赋能，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消费品的需求。着力发展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和体验消费，加大在有机食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研发推广，创新“生态+文化+旅游”等融合业态，增强沉浸式体验与情感共鸣。同时，重视特殊群体的消费需求，积极开发适老化的智能家居、康养服务、幼儿托育与创意玩具、青年时尚潮品等贴合市场的优质供给，以细分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与需求扩展。

　　以制度创新与环境优化夯实供给支撑体系。一是用好设备更新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通过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工具精准施策，简化流程，将促消费与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切实提升民众消费能力与意愿。二是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认真落实《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推进质量、信用、维权与监管体系一体化建设，加强对平台经济、产品质量、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的监管，打击虚假宣传与数据造假，营造诚信、安全、公平的市场生态。三是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支持。通过政策引导与金融赋能，鼓励产品与服务创新，同时有序扩大生活消费领域开放，引导外资参与社会服务业，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四是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均衡覆盖。加快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5G、物联网、云计算等建设，促进城乡消费业态协同发展，拓展消费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