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剧制作日益精细化、观众审美愈发多元化的今天，“叙事效率”不再只是创作者自我把控叙事节奏的技术问题，更成为衡量一部作品在短时、高频的媒介环境中能否打动观众的关键指标。作为大众艺术的影视剧若无法在有限的剧集内快速传递故事核心、与观众建立情绪链接，就很有可能被“快进”甚至“弃剧”。

　　尤其是在小说向影视剧跨媒介改编的过程中，如何在保持原著叙事脉络的基础上，做到剧情丰满、人物立体、信息传递清晰紧凑，已成为创作者需直面的挑战。因此，梳理“叙事效率”之概念并从实际案例中探讨其实现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和《淬火年代》皆是由小说改编而成，不过，虽然两部剧有相似的故事内核，即以小人物、小事件折射社会时代的宏大景象，但不同的改编策略与思路，使得二者最终的屏幕呈现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本文试从主线优先和结构优化两个方面讨论这两部作品在叙事效率之维度为跨媒介改编所提供的借鉴意义。

　　《长安的荔枝》：主线模糊下的叙事失衡

　　所谓叙事效率，衡量的其实就是作品如何通过创作者设计的符号组合(如文字、图像、声音)和结构布局(如情节编排)，在有限的时间或空间内最大化地向接受者传递故事的核心信息。一部叙事效率高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要求不仅要把故事讲完，还要干净利落地讲好，讲得读者和观众都共情其中才行。

　　《长安的荔枝》原著不到十万字，短小精悍，没有长篇累牍的铺陈和叙述，故事线清晰明朗，剧情冲突十分集中。不过，因其的确体量较小，诸多细节并没有被展开书写，而电视剧要满足长叙事的需求，就必然要进行故事线的扩充，因此，剧版《长安的荔枝》直接将权谋支线扩充成盛唐末世的宏观政治图景，把朝堂党派纷争、地方势力博弈甚至皇权动荡整合在同一叙事网格中，给原有配角(如何刺史、赵掌书、鱼常侍等)增加了大量戏份，并加入了更多新角色(如郑平安、阿弥塔、空浪先生等)。可以发现，不论是原有角色的新戏份还是新增角色的戏份，基本都聚焦于剧中的权谋故事线。

　　尽管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纳更多情节，但核心的故事线必须始终是明确的，不应因多线并行而稀释主题，但剧版《长安的荔枝》在核心情节(荔枝转运)体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扩充支线剧情(权谋戏)，实际上导致的是核心故事浓度的被稀释，使得主线被迫让位于新增支线，违背了主线优先的叙事原则。

　　举例来说，原著中有一段展现荔枝转运试验过程之繁琐与复杂的描写：“何时采摘为宜?用飞骑转运，至少要多快的速度?与荔枝重量有何关系?飞骑是用稳定性更好的蜀马滇马?还是用速度更快的云中马、河套马?是走梅关古道入江西?还是走西京古道入湖南?是顺江上溯至鄂州，还是直上汴州?倘若水陆交替，路线如何设计最能发挥运力?每一条路，在荔枝腐坏前最远可以抵达何处?”这一段话中的每一个短句都可以在剧中被扩写成一个故事片段，进而组合成为一个完整而丰满的故事群，将原著的核心故事进行有效等比例放大。

　　但遗憾的是，剧版非但没有抓住这一关键情节进行扩写，反倒对其进行了缩略处理，重头戏“转运试验”在剧中只占了不到四集(第13集至第16集)，原著中水陆四线并行且实地测算的复杂情节，被改成了简单的骑马绕城模拟试验。这样一来，能够突出李善德出众的测算能力和为了荔枝转运而呕心沥血的精华情节就变得简略而模糊了，主角在这其中的举步维艰，似乎只是通过演员一脸苦态的外在表演展示出来。而在小说文本的阅读体验中，读者却能够快速进入到文本情绪中共情主角李善德，愤怒于他遭受的官场不公，紧张于他试验的失败，激动于他转运荔枝任务的圆满完成，唏嘘于他在帝国繁荣表象下身不由己的归隐结局。

　　叙事效率本质上与两个维度相关，一是时空维度，如叙事节奏的紧凑性、叙事模块合理的排兵布阵等;二是认知维度，即读者和观众对作品理解的饱满化、深入化、成本最小化等。此两种维度达到最优分配，也就意味着作品的叙事效率是高的，而第一维度的失败往往会对第二维度造成蝴蝶效应的影响。原著《长安的荔枝》主线明确紧凑的叙事策略能够迅速操纵起读者的情绪，建立起读者对文本的叙事跟踪性与粘合度，但影视剧主线不明的改编策略却只能令观众对角色的信服力和共情度大大降低。

　　此外，在双线并行且支线已然喧宾夺主的叙事策略下，电视剧还多采用插叙的剪辑手法，这必然会导致主线的叙事气息断续而非连贯，那么观众就需要在权谋戏和荔枝戏之间进行情绪的被动切换，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打破了观众对主线剧情的叙事跟踪性，使得情绪积累大大受阻，结果也就削弱了电视剧在观众认知维度的情绪链接。可见，违背主线优先的叙事原则成为影响剧版《长安的荔枝》叙事效率的关键因素。

　　《淬火年代》：结构优化下的效率提升

　　相比之下，《淬火年代》不仅更好地把握了“删繁就简”的改编原则，还对原著进行了进一步的结构优化，使得剧集的叙事效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与《长安的荔枝》将故事的发生时间聚焦在四个月内不同的是，原著《艰难的制造》的作者阿耐是将时间线拉长至十年间，用百万字的体量，通过主角柳钧经营的一家小型机械制造厂的起步发展过程，展现了上个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制造业在国家政策和市场夹缝中生存的境况。原小说主要以连续的大段对白主导着故事的发展，其中穿插着大量制造业专业术语和工艺细节，同时整个故事走向较为平坦，情节也较为琐碎。

　　诚然，这一全知视角下的叙事策略使得文本氛围更加日常化，但另一方面，重点不明的冗长叙述也极易削弱读者的阅读耐心，导致其与文本之间情感链接的断裂。剧集的改编就巧妙地通过时间跳跃和典型事件相组合的模式，将原著中按时间顺序发展的冗长事件压缩成为“若干关键时刻”，以少见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大大提升了剧情的信息密度。

　　电视剧也大大弱化了原著中过于晦涩的工业细节描绘，将原著中充斥着专业术语的大段对白与描写进行了批量删减，并转而强化了多条叙事支线，加强了不少企业改制中的政商博弈、技术窃密、金融行业的投机破产等具有更强烈矛盾冲突的剧情，将原著强调的“制造尊严”的严肃哲学命题，转向“创业传奇”的叙事模式。

　　此外，原著中如钱宏明、柳石堂等配角的故事线常被淹没于“流水账”式的主线叙事中，电视剧却将这些部分择优提炼了出来，成为强化与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风口与挑战”“情感与伦理”等叙事单元的重要元素，这一改编策略不仅紧贴当下主流话语体系，也更加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便于观众形成情感代入。

　　还值得注意的是，剧中虽亦采用了多线并行的叙事模式，但却没有陷入支线喧宾夺主的陷阱，反倒是在张力均衡的布局模式下抓住观众的眼球。如钱宏明虽然不是主角，其戏份在整体剧集中占比也并不高，但却做到了“有效出场”，因此他的结局才如此令人唏嘘，使得观剧体验在他的戏份中达到一个情感高潮，这就是有效实现了结构优化下的信息传递最大化。

　　由《长安的荔枝》和《淬火年代》二剧可见，跨媒介改编中“叙事效率”的提升，其核心就在于对不同媒介语境的精准把握与调适。从小说到影视剧的跨媒介改编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更是整个叙事艺术的再造过程。以效率为杠杆，平衡叙事密度和感官体验，方能令小说的精神内核在影视剧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